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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雜談(十四)-----“黃帝”與“內經”
杏林雜談(十四) 李磊 /香港
“黃帝”與“內經”
《黃帝內經》假托黃帝以名書,後世多以為是崇古風氣使然。《淮南子‧修務訓》中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黃帝是傳說中的人物,與伏羲、女媧、神農、祝融等同是華夏民族的遠祖,其事跡已難以稽考。立言成書而稱名黃帝,以示淵源有自,這明顯是古人的假托。然而,在古代文獻中,不僅有“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藥,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皇甫謐《帝王本記》)之類的傳說,亦有著許多伏羲、神農創造發明醫藥的記載,如“伏羲……乃嘗味百藥而製九針,以拯夭枉焉”(皇甫謐《帝王本記》)、“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淮南子‧修務訓》)等等。對於《黃帝內經》為什麼只是托名黃帝,而不是托名伏羲、神農等其他古代中的傳說人物,用崇古假托的解釋似乎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
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托名黃帝的著作約有近20種,除《黃帝內經》尚存外,其餘均已亡佚,但從班固把《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和《雜黃帝》等四種書歸於道家類來看,黃帝之書多與道家有關,更確切的說,以黃帝命名的著作都應該與形成於戰國時期的黃老之學有關。
黃老之學起源於戰國而盛行於漢初,假托黃帝之名而立言,以老子之學為主,因此屬於道家。王充《論衡‧自然》中解釋說:“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 在政治上,黃老之學推崇道家的無為而治,並融合了儒家的禮義仁愛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陰陽家的天人相參思想等等,強調“貴清靜而民自定”,適應了漢初因戰亂後經濟遭到極大破壞的社會需要。司馬遷《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說曹參“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說陳平少時“治黃帝老子之書”,《史記‧外戚列傳》中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劉向說:“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為”(《風俗通義‧正失》),《史記‧樂毅列傳》中說“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史記‧汲黯列傳》中說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說鄧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問”,這些記載表明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甚為流行,並且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和尊崇。
黃老之學將黃老並稱,黃帝也成為道家的人物。《黃帝內經》依托黃帝以名書,而不是托名伏羲或神農,自然與漢初盛行的黃老之學有著密切關系。黃老之學兼採諸子,既繼承了道家的思想,又吸取儒家、名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各家之長,實質上是綜合性的道家學派。《黃帝內經》中廣泛使用的“道”的概念、事物運動變化的辯證觀點以及天人關係、陰陽學說、精氣學說、形神關係、清靜寡慾的養生理論、治病於未然的防病觀點等等方面的論述,都顯著體現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同時《黃帝內經》中的醫學理論還融合了陰陽家、儒家、法家、名家、兵家等諸子之學,這種兼容並蓄的方式也正反映了黃老著作的學術特點。
因此,《黃帝內經》的書名冠以“黃帝”,並不僅僅是崇古假托的一般現象,實際上表明《黃帝內經》的成書與道家有關,後來《道藏》將《黃帝內經》收錄其中,無疑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一點。
談“素問”
《素問》是《黃帝內經》的重要組成部份。作為書名單獨出現,則最早見於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自序。
對於《素問》的命名和成書年代,宋代林億等在校正唐王冰《次注黃帝素問》的《新校正》中說:“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及《素問》之名起於何代。按《隋書‧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甲乙經》序,晉皇甫謐之文,已云《素問》論病精辨。王叔和,西晉人,撰《脈經》,云出《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著於隋志,上見於漢代也。自仲景已前,無文可見,莫得而知。據今世所存之書,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有說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痾瘵由是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並或由此。”
林憶等的《新校正》中提出了兩個基本的觀點,一是《素問》之名與太素有關,“素問”即“問素”。二是《素問》成書於漢代。
從《新校正》所作的考證來看,這兩個觀點無疑都是正確的。關於“問素”,日本丹波元胤在《中國醫籍考》中說:“猶屈原有‘天問’,是倒置而下字爾。”“問素”即為“問太素”,“問太素”即為問疾病與醫理。隋唐時楊上善注《內經》而書名《黃帝內經太素》,亦可作為“問素”的佐證。
然而,對於《素問》的成書年代,現在的中醫界卻或多或少回避了《素問》成書於漢代的說法,而把《素問》的成書年代放到了上至春秋戰國,下至秦漢的一個寬泛的時限內,由此有人甚至推導出先秦哲學與醫學互相影響、易學與醫學互相影響、漢代儒學和醫學互相影響之類的悖論。只是將《素問》的成書年代提前,還可以理解為是出於抬高中醫地位以保護中醫的需要:但若不顧客觀事實而任意曲解發揮,過份強調中醫理論在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和價值,其結果不僅誤導了對傳統中醫理論的正確認識,實際上也極大地妨礙了中醫學的進一步發展。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受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巨大影響,中醫學的理論體系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指導下醫學知識和哲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客觀事實。《黃帝內經》建立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黃帝內經》、《素問》等書名的產生標誌著《黃帝內經》的最終成書和中醫理論體系框架的最後確定。在《素問》一書的命名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古代醫家把哲學思想引入醫學理論並試圖與之融為一體的思維模式。
《乾鑿度》屬於《易緯》之一,而《易緯》則是漢儒解釋《易經》的系列著作,根據《易緯》中載錄的有關儒道兩家以及孟京易學的資料,學術界認為《易緯》的成書應該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至少不會早於漢成帝之前。《易緯‧乾鑿度》上下卷中都反復闡述的太易、太始、太初、太素等宇宙“四始”的概念,反映了漢代學者確立的從無形到有形、由元氣生成萬物的宇宙生成觀。
太易、太始、太初、太素的範疇散見於《莊子》、《淮南子》和揚雄的《檄靈賦》、《太玄賦》等著作中。然而把太易、太始等作為宇宙“四始”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則始於《易緯‧乾鑿度》。托名戰國時列禦寇所作的《列子》中雖然載錄了和《易緯‧乾鑿度》完全相同的“四始”內容,但《列子》的思想內容和語言使用都與先秦著作有別,屬於魏晉人偽作已是學術界的定論。除此之外,東漢章帝時班固的《白虎通義》和三國魏張揖所撰的《廣雅》中均載錄有和《易緯‧乾鑿度》相類似的文字,可以認為是對“四始”概念的補充。
《白虎通義‧天地篇》中說:“天地者,元氣始生,萬物之祖。……起始,先有大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故《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廣雅‧釋天篇》中說:“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樸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
《易緯‧乾鑿度》用“四始”的概念說明瞭宇宙萬物的生成過程。有形生於無形,從無到有,由“未見氣”到“氣之始”,由“氣之始”到“形之始”,由“形之始”到“質之始”,宇宙萬物的發生經歷了太易、太始、太初、太素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至太素而萬物化生。萬物既生,人類亦在其中。人體氣、形、質兼具,便會因氣、形、質的變化而產生各種疾病。《素問》闡述是人體的生命現象,並且是通過問答的方式來解釋人體的生理活動、病理變化、疾病治療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因此引用《易緯‧乾鑿度》中有關宇宙生成論中的“太素”概念,以氣、形、質俱備的“太素”作為人體的代名詞,以“問太素”作為探究人體疾病發生發展和診斷治療客觀規律的形象表述,不僅可以確切規範《素問》的醫書內涵,更顯明表達了醫家必須從天人合一的角度探究生命之理的深刻含義。
這樣,宇宙自然的宏觀和人體生命現象的微觀在“素問”的名義下得到了理想的統一。
“素問”即“問素”,“問素”即“問太素”,從《素問》書名的命名中,我們可以看到漢代確立的宇宙生成論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影響,並且能夠得出《素問》的匯集成書不早於西漢晚期的明確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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