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生态风险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说明。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Vintage Books, 1993. 中译本有何道宽翻译之《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中论述到，一个新技术出现后，不是原来的世界加上新技术，而是整个世界围绕新技术重新建构。汽车并不是跑在原来的马车的世界里。汽车最大的附属设施，是公路。随着公路在大地上延伸，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汽车的发明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转基因稻，不可能只是多了一项功能的普通水稻。
关于转基因的生态风险，最常提到的是基因漂移，被转的基因漂移到周边的野生植物中，从而引起大自然整个生态链条的嬗变。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种植多年，很多当初设计者信誓旦旦不可能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比如，在美国田纳西州，已经有杂草俘获了转基因作物中的抗农药基因，变成了抗农药的“超级杂草”。
转基因作物所许诺的诸多好处，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中国自一九九七年起大面积种植抗棉铃虫的Bt转基因棉，起初效果很好，但是几年后，原来的次要害虫盲蝽迅速繁殖。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网络版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研究员的一项工作，十多年的观察表明，盲蝽数目已经增长了十二倍，杀虫剂用量达到一九九七年前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中国Bt棉的引进是失败的。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我们的缺省配置里，科学拥有完美的形象。科学是求真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云云。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古希腊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学家逐渐被边缘化，能够呼风唤雨、提高生产力的魔法师科学家成为主角。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那些能够使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详见拙文：《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博览群书》，二〇〇八年第七期）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颇感安慰与安全。席瓦的著作也证明了，农业科学家缔造的工业化农业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
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但是，由于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样的道德缺陷，后果更加严重。刘华杰教授问：到底是伪科学的危害大，还是真科学的危害大？臭氧层的空洞、南极的DDT，没有真科学是作不到的。所以，今天，我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耸人听闻。然而，前鉴不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生的白衣天使形象、老师的烛光形象，都被消解殆尽。科学家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吗？
实际上，近十年来，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十年前，人们开始承认科学技术有“负面效应”，“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完美无缺注定为人类造福的幻影破灭了。此后，科学家造假、抄袭之类的事件不绝如缕，光环日渐暗淡。教课书上伽利略、布鲁诺等不畏强权、不求私利、坚持真理、探索自然奥秘的神圣形象，与现实生活完全对不上号；钱学森、竺可桢等不计个人金钱名誉，一心科学报国的爱国科学家形象，在现实中也寥寥无几。相反，科学家为了申请课题、申报院士而行贿作伪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乃至于媒体上竟有这样的标题：《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6日）。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底线，已经低得令人齿冷心寒！在二〇〇八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自动隐形，仿佛与己无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海归科学家明知瘦肉精已在欧美遭禁，却依然以此来获取国家课题；他们在实验中同样发现了瘦肉精导致的家畜病变，在课题报告中也矢口不提，反而把瘦肉精作为先进技术在中国推广。（苏岭、温海玲，《“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科学家曾因“科学的正面效应”获得过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土地板结、河流污染、食物中毒之类“科学的负面效应”出现之后，有哪位科学家、有哪个科研机构站出来承担责任，向公众道歉！他们反而会说，这不是科学的错，是科学的不正当应用造成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正当应用，只享受荣誉，不承担责任！这样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值得信赖？
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可以相信相关科学家的道德吗？我们必须清楚，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环保部的薛达元研究员提出质疑：在目前农业部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或者正在申请专利或者是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评估能否公正公平？
据报道，国家在转基因育种上将投入三百个亿！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哪位相关的专业人士，愿意自砸饭碗，砸别人的饭碗，主张转基因弊大于利？